李白和李贺的《将进酒》阐述两人风格的差异

时间：2023-07-20 09:11:04 偲颖将进酒

　　风格是一个汉语词汇，意思是指具有独特于其他人的表现，打扮，行事作风等行为和观念。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李白和李贺的《将进酒》阐述两人风格的差异，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李白和李贺的《将进酒》阐述两人风格的差异

　　差异1：

　　“诗仙”李白一生“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老大伤悲而事无所成，52岁那一年与好友岑勋和元丹丘聚会黄河中游的颖阳山居，居高远眺，昂首云天，有感壮志沦空，借狂喝豪饮一吐胸中千古忧愤，写出传世名作《将进酒》。中唐后生李贺聪明早慧，才华横溢，但人生苦短，仕途坎坷，一生又体弱多病，多愁善感，不到27年岁即郁郁而终。他曾痛感生命无常，岁月不居，也挥毫写下了充满忧愁苦恨的诗篇《将进酒》，诗仙、诗鬼，时代有别，人生有恨，借酒浇愁，一展歌喉，唱出了各有千秋的风流诗章。

　　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贺《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两首诗相同的地方就不用说了，不同之处倒是可以想一想。最大不同在于思想境界高下有别。李白之愁，是巨人之愁，天才之愁;而李贺之愁则是文人之愁，苦人之愁。李白的气魄比李贺大，境界比李贺高。读李白的诗虽然感觉到满纸不平之气，忧愤之思，但又觉得心胸爽快，精神舒展;你能被李白那种豪迈洒脱，自由不羁的个性所激发出来的情绪所折服。读李贺的诗，你会胸闷气短，天昏地暗，凄凄惨惨。“黑云压城城欲摧”，渲染愁惨风云，让人胆战心惊。“桃花乱落如红雨”则冷艳哀伤，无以复加。“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更是凸显死亡，让人不寒而栗!

　　两首诗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内涵的多寡。李白的诗内涵丰富，底蕴十足。诗中，李白远眺黄河奔流不回，近揽人生白发秋霜，高唱人生自信满满，放言纵情狂欢豪饮，不屑钟鼓馔玉富贵，忧愤古来圣贤寂寞，大呼同销万古忧愁……万千况味，容纳诗中。李贺的诗内涵则比较单纯，只是写了酒席的豪华场面和喝酒时瞬间产生的感觉，着意表现的是由苦短人生所铸就的生命悲愁。造成上述两方面不同的原因，也许是他们人生阅历不同吧：李贺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苦命书生，涉世未深，只好回归内心，反思自己;而李白则是经历了五十余年风风雨雨的大诗人，愤世嫉俗，张扬个性，展现才情，哪怕痛苦如地狱的人生也能铸就光焰万丈的诗章。

　　差异2：

　　李白这首诗，从黄河奔腾万里流入大海写起，这种开端和变化完全是即兴演化、不可预计的。黄河的不可复转兴起了关于人生短暂的迫切而强烈的感受，引发了李白对于人生的积极热烈和充满理想色彩的展望，和自信自尊自重的万丈豪情，这就是那著名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可是在“一饮三百杯”的酣畅豪迈中，突然笔锋一转，开始激烈而沉痛地否定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念，鄙夷世俗和权贵，所谓“但愿长醉不愿醒”“唯有饮者留其名”，其中对传统礼法和价值观念给予激烈的否定和蔑视，可是否定之后是否有某种新的更鼓舞人心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了呢？依然没有，所以，在其沉醉酣饮中有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茫然和沉痛，这些地方，都与魏晋时的嵇康、阮籍同调。杜甫说得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杜甫在《赠李白》一诗中所发的感慨，当然有猩猩相惜的意味。“五花马，千金裘”，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千金一掷买春芳”，钱算不了什么，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听起来是浪漫之极，豪迈之极，也快活之极，可是到了最后，快乐了吗？没有，李白经常写到类似的心情，如“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抚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所以，在这首的结尾，大河奔流一般地发抒了那种伟大高远的心灵被世俗和庸俗所压抑的愤懑，而其愤懑又是那样的深广，是“万古”也难以销尽的“愁”。

　　李白的这些感受和思想，是随心所欲、意到笔随的。你看，他的写景没有一点刻意的成分，绝没有为写景而写景，所以并不专注于对具体物象外在细节的观察和描摹，也不表现其写景的才能，而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精神本体，像顾城称赞美国诗人惠特曼那样，那个精神本体是“一个燃烧着无尽核能的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灵魂，这种灵魂使最平凡的饮酒这样一类生活事件也呈现出最不平凡的光辉和色彩。而李贺的同题诗就不同了，在李贺的诗里，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李贺对于那些饮酒的器具、场面、环境以及美酒的强烈浓丽的视觉印象：

　　整首诗歌都在描绘饮酒，写精美的酒器和佳肴，特别写出其材质和色彩。李白也写酒和食物的精美，他只用“馔玉”来形容，或者说“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可见李白对细致地写这些物象没有兴趣，其意不在此。在描写了这些精美的酒和食物之后，李贺又描绘了饮酒时歌舞喧阗的情景：歌吹曼妙，舞影婆娑，皓齿细腰，氤氲芬芳的香气和桃花落红的美丽景象。可是就在这光彩夺目的强烈的视觉印象和彩绘描写中，李白诗作中那种激情、感奋和思想态度没有了，相反，李贺似乎单纯地沉溺在饮酒的享受之中，他的这首诗仿佛只呈现某种视觉色彩的敏感和快感，我们可以说，这正是李贺诗歌创作重要的特点之一。郝世峰先生在他和罗宗强先生共同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卷第六编中指出，重感觉、凭借直觉、通感去构造意象是李贺诗歌突出的特点之一，因此，其作品中多直观形象。就这首作品而言，郝世峰先生指出：“诗中的描写，直到结尾二句以前，都是些酒宴的丰盛精美和歌舞的赏心悦目，从酒具、酒液、肴馔、笛声、鼓声、歌声、歌舞伎的容态舞姿，只写到缤纷下落的桃花，全是直观形象，其间没有叙事性的语言以为中介，一个又一个鲜明的感官印象跳跃、闪接，生动地表现了恣情沉酣的氛围。”其实，我们看最后两句，还是劝人们纵情终日饮酒，说即使是刘伶那样嗜酒如命的人，一旦死了，也就没有酒可喝了，饮酒在这里成了单纯使人纵情快活、沉溺享受并能充分表现其文学才华的东西和工具。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李白与李贺的同题饮酒诗，不仅在表现形式、技巧、风格和审美趣味上有差异，而且所承载的内涵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说，李白的《将进酒》意在表情达意，不仅表现出“一种鄙弃世俗、蔑视富贵的傲岸精神”，而且还透露出内心的矛盾，无法排遣的痛苦和愤懑，让我们从那种无拘无束、宏放挥洒中清晰地看到一颗清醒地、孤独地、愤懑地注视着此岸的灵魂。

　　然而我们在李贺的《将进酒》中又能看到什么呢？李贺是唐宗室之后，其远祖李亮是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也就是李世民的父亲的叔父，唐建国后封为郑王。尽管早已没落，但李贺自以为血统高贵，自珍自爱，因此以非凡的理想和超人的才具而自许。我们看他的《南园十三首》诗中的第五首：“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和第六首：“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就可看出其以丈夫、男儿、壮士、英雄自诩的年轻人青春活力的烈性冲动。可是李贺在其入仕途中却受到了打击和挫折，由于“避父讳”的问题，李贺被排除在举进士这条入仕途径之外。其内心感觉非常惨痛、怨愤甚至还有绝望（而在李白的诗中，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绝望）。可是，李贺这些被压抑的感受和心理，并没有借饮酒题材表达出来，相反，给我们的印象，反而是李贺仿佛想以一个个彩绘鲜明的视觉意象抵制那些感受和心理的表达。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只是以李贺那种没落贵族的自我尊崇，那种青春活力的强烈冲动，那种特殊的入仕不遂从而造成的心理极端的挫折感以及他早衰多病的身体等等个性的遭遇和特征，来与李白相比，当然这是造成他们诗歌创作呈现不同特征的第一个原因，但是这种解释是不够充分的。郝世峰先生曾提到，盛唐时士人普遍有一种强烈的入仕精神，进取功名的热情都很高，而且进取的目标也很高，动辄以公侯卿相自许。他们自信、自负，相当重视个体人格的自由、独立，其佼佼者常有一幅卓荦不群的傲世姿态，表现了在权威面前独立不羁的个体自主精神。与之相对应，则是对庸俗的普遍蔑视。郝先生指出：“从自信、自负到个体人格的独立、自由，其意义在于使个人成为把握人生的主体。因此，盛唐使人开放、乐观、夸扬自己，由此而形成了豪纵自由、会洒脱略的一代士风。”像贺知章、张旭、王翰、李邕、高适、李白、吴道子等诗人、艺术家都是此种人格的代表人物。而李白不过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如李泽厚先生所言：“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郝世峰先生还指出，这种被他称为“盛唐士风”的精神特点，投射出了这一时期对庶族士人的解放。它唤起了广大中下层士人的希望与幻想，使他们生出进取的活力、乐观的信心和竞争的胆量。简言之，“国家的繁荣强盛，科举的实行，综合构成了一个适合人才成长和滋育个体意识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为实现个人意志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机会，出现了使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人行为之主宰者的可能。所以，这个赋予个体生命以理想色彩的时代，必然会在士人心中唤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乐观的、理想主义的以自己为中心的追求精神。”（参见《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卷第三编第一章）

　　而李贺所处的时代与盛唐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李泽厚先生指出，从中唐开始，大批世俗地主知识分子“或享乐，或消闲，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更多地是相互交织配合在一起”的现象，以为这投射出庶族地主阶级日益在各方面占据了社会统治地位的现实，投射出“现实总不是那么理想，生活经常是事与愿违，皇帝并不那么英明，仕途也并不那么顺利，天下也并不那么太平”的历史局限性，而士人们一度曾热烈追求的理想和信念，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不过是官场、利禄、宦海浮沉、上下倾轧，所以，就出现了“从人世的逃遁退避”，不再需要征服和进取精神了，而“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了首位”。（《美的历程·八韵外之致》）

　　我们所大量征引的郝世峰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证明了精神分析社会学的一个论点，即一个人的心理和性格方面独特的特点，是他对其所生活的环境和文化做出的调适的结果，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欲望促使他必须对环境做出某种调适，在这种调适过程中，一些个人的性格、气质和某些心理特征发展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李白和李贺在《将进酒》诗中表现出来的差异，首先是性格、气质、心理和精神的差异，到了中唐，盛唐那种巨大的精神主体已经不适用了。因此，这两种差异投射出盛、中唐两个时期精神主体的变化和差异，而作为其变化前提的历史条件，则是社会生活中真实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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