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人教版课文
夏衍的报告文学《包分工》，通过外号叫芦柴棒的青年女工惨绝人道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上海日本纱厂里失去人身自由的旧中国工人阶级的非人生活，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压榨、迫害中国工人的罪行。以下是包身工人教版课文，欢迎阅读。
《包分工》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 “上午四点过一刻”，“鸽子笼一般”的住房里，包身工起床，开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像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她们正式的名称是包身工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没钱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代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一点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晨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的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饭桌放下来了。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生活场景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方。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面前。
“死懒！躺着死 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有引号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之躯。所以当超过了“外头工人”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道理。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一个有殖民地经验的“温情主义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斗争中，警察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替代“外头工人”而已。
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情况每个包身工都会遭遇到：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挣扎不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地方。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法律的触手达不到的地方，他们差不多有自由生杀的权利。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往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很像一只在肢体上附有吸盘的乌贼。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就停止了。后来，据说，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似的跳起身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地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娘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完全将管理权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是工价的低廉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两种。试验工就表示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的身上去了。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一扇铁门一推开，就好像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有锁链的奴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很多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她们没有例外地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莲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或者条纹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是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下意识地存在着的。她们想：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经过红头鬼把守着的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贴着照片的入厂凭证。这凭证，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了。顾正红事件以后，内外棉摇班了，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险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提议，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在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终日面临着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
“五点钟”，包身工们走进工厂，开始了在“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威胁下的一天的工作。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地容易疲劳。但是在做夜班的时候，打瞌睡是不会有的。因为野兽一般的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有遭到“拿莫温”和“小荡管”毒骂和殴打的危险。这几年来，一般地讲，殴打的事情已经渐渐地少了，可是这种“幸福”只局限在外头工人身上。拿莫温和小荡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车间工人的反对，即使当场不致发作，散工之后往往会有“喊朋友评理”和“打相打”的危险。但是，包身工是没有“朋友”和帮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一类人，她们是拿莫温和小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的罚规，大约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在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每逢端午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对拿莫温们送礼，那时候他们总得谄媚地讲：
“总得你帮忙，照应照应。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干事，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莫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走过来了，拿莫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儿，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太平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莫温跟着过来，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
“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莫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
“这样她就打不成瞌睡了！”
文明的惩罚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生活”，那么工资减少又会招致带工老板的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实际上，拿莫温对待外头工人，也并不怎样客气，因为除了打骂之外，还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给你难做的“生活”，或者调你去做不愿意去做的工作。所以，外头工人里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节礼巴结拿莫温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换的钱来孝敬工头，在她们当然是一种难堪的负担，但是在包身工，那是连这种送礼的权利也没有的！外头工人在抱怨这种额外的负担，而包身工却在羡慕这种可以自主地拿出钱来贿赂工头的权利！
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庞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劳动强化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的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作品评价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欢章《欢章散文》：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所产生的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一般说来都还是纪实成分较多，像《包身工》这样能在叙事中注意突出人物描写，而且取得一定的艺术成就，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牢牢地把握住报告文学首先是文学的特性，忠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包身工》的这个艺术经验，到今天也并没有过时。
作者简介
夏衍（1900年—1995年），原名沈乃熙，现代剧作家、翻译家，浙江杭州人。1920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回国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1929年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同年与郑伯奇等人组织上海艺术剧社。主要著有话剧剧本《上海屋檐下》《秋瑾传》《赛金花》，电影文学剧本《风云儿女》《压岁钱》，报告文学《包身工》，论著《夏衍剧作选》《电影论文集》和译著长篇小说《母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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