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柳宗元赏析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首山水诗，全诗主要描写了什么景色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柳宗元赏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注释】
⑴愚溪北池：在愚溪钴鉧(mǔ)潭北约六十步。池水清澈，冬夏不涸。池水沿沟流入愚溪。
⑵宿云：昨夜就有的云。
⑶洲渚(zhǔ)：水中的小块陆地。《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这里指水边山地。
⑷明：照明，形容词作动词用。
⑸村坞(wù)：村庄，多指山村。坞，地势周围高而中央凹的地方。
⑹予：我。
⑺偶此：与以上景物相对。
⑻宾：指眼前景。
⑼主：作者自指。
【白话译文】
昨夜的落云闲散地飘浮在水中的小洲，初升的太阳照亮了山村的茅庐。
清清的池塘边高树挺立，微风吹落了夜雨带来的满树珍珠。
我的心中正好平静无事，与美景相对恰如宾客与主人相处。
【创作背景】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这首五言古诗作于元和五年(810年)，也是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的第五年。柳宗元因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失败，受到牵连，于顺宗永贞元年(805)被贬为永州司马。几年来，他遭受的打击接踵而至，“国忧加身愁”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许多诗文中抒发胸中愤懑，表达孤寂之情。
【赏析】
这首诗描绘了愚池雨后的晨景。它通过对“宿云”、“晓日”、“高树”和“清池”等景物的描写，展示了一幅雨霁云销的明丽图景。
诗人紧扣题目中的“雨后晓行”先概写愚池周围环境。首句“宿云散洲渚”把时间推到昨夜，点明夜里一场雨后，天空中的最后几片残云，从水中的沙洲上飘散而去。这时，早晨的太阳渐渐升起，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远近村落，使之呈现出一片光明。
起首两句，从形象地描写雨后愚池的景物入手，来点明“雨后晓行”。夜雨初晴，隔宿的缕缕残云，从洲渚上飘散开去;初升的阳光，照射进了附近村落。这景色，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使人开朗，舒畅。三、四句进一步写愚池景物，构思比较奇特，是历来被传诵的名句。“高树临清池”，不说池旁有高树，而说高树下临愚池，是突出高树，这与下句“风惊夜来雨”有密切联系，因为“风惊夜来雨”是从高树而来。这“风惊夜来雨”句中的“惊”字，后人赞其用得好，宋人吴可就认为“‘惊’字甚奇”(《藏海诗话》)。夜雨乍晴，沾满在树叶上的雨点，经风一吹，仿佛因受惊而洒落，奇妙生动，真是把小雨点也写活了。这里也隐喻诗人自身所处的环境，虽然被贬，但仍怀抱着昨日风雨终会逝去，明日骄阳必定升起的信念。末二句，诗人把自己也融化入景，成为景中的人物。佳景当前，正好遇上诗人今天心情舒畅，独步无倡，景物与我，彼此投合，有如宾主相得。这里用的虽是一般的叙述句，却是诗人主观感情的流露，更加烘托出景色的幽雅宜人。有了它，使前面四句诗的景物描写更增加了活力。这两句中，诗人用一个“适”字，又用一个“偶”字，富有深意。它说明诗人也并非总是那么闲适和舒畅的。
读这首诗时，就宛如欣赏一幅池旁山村高树、雨后云散日出的图画，画面开阔，色彩明朗和谐，而且既有静景，也有动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从而读出诗人心中那份乌云终会散去，光明终将来临的坚定的信念，诗中所抒发的情，与诗人所描写的景和谐而统一，在艺术处理上是成功的。
作者简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北魏侍中济阴公柳庆七世孙，世称柳河东。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曾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著有《柳河东集》45卷，《外集》2卷。
唐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时年21岁中进士，26岁应“博学宏词”考试，取录后任集贤殿进士，旋任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年)，改任监察御史里行。贞元廿一年(805年)，唐德宗去世，顺宗(李诵)即位，柳宗元升任礼部员外郎，积极参与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政治革新。永贞元年(805年)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于途中再贬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元和元年(806年)五月，柳宗元母亲因病亡故，自身健康也迅速恶化。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奉诏回京，于二月到长安待令。元和十二年(817年)，裴度出任宰相，愿意相助柳宗元调回长安任用。柳宗元不幸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初八病逝于柳州，享年47岁。
柳宗元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统计，现存《柳宗元集》中收录的山水游记文，其中有二十七篇作于永州。“永州八记”之外，还有柳宗元在永州写的《永州万石亭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等文章。
主要成就
哲学思想
柳宗元是一个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的哲学论著中，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他反对天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柳宗元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言论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
佛学思想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于是，“自肆于山水间”，更有意识地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政治理想，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辅时及物”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的原则。
尽管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天台宗也把他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但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博采众家，苏轼赞许他“儒释兼通、道学纯备。”他对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以图“统合儒释”，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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