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游记”艺术特点简述

时间：2024-08-21 02:24:08 柳宗元

柳宗元“山水游记”艺术特点简述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山水游记”艺术特点简述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一、对古文运动的贡献与散文创作实绩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贡献是与韩愈连在一起的，他们在散文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这里述最主要的两个方面。

　　一是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散文美学规范。韩、柳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韩愈《送权秀才序》)。就柳宗元来说，他力主博采众长而自铸伟词，在写作时“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遣词造句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对一些常用助字的性质和作用予以辨，“所谓乎、、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复杜温夫书》)，其主要目的乃在于严格语言文辞的使用标准，避免歧义。

　　二是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读韩、柳的散文，会感到一股股迎面扑来情感浪潮，会感到令人神摇魄动的鲜活灵魂和生命力。具体来说，柳宗元文如崇山峻岭，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溢着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游记，渗透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他的不少论说文则具有“笔笔锋刃，无坚不摧”的特点，令人读来，如亲眼目睹他“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厉风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那慷慨激切的英姿，而又领略到很强的艺术之美。

　　总之，唐代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竖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柳宗元一生置身偏远贬所，他从别一角度冷静地思考着各类哲学、政治、社会、人生问题，写出了《贞符》、《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天说》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也写出一批闪耀着思想火花而又意味隽永的短篇杂文，他的杂文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正话反说，借问答体抒发自己被贬被弃的一怀幽愤，如《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二是巧借形似之物，挟击政敌和现实，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如《三戒》、《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黔之驴》等。柳宗元的传记文与抒情文也颇有佳者，如《捕蛇者说》、《段太慰逸事状》、《童区寄传》、《祭吕衡州温文》等。

　　二、“山水游记”创作实绩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和审美情趣的结晶。作者被贬永州期间，为排遣忧闷，常寻幽探胜，寄情山水，并形诸笔墨，其中以“永州八记”为著。这八篇是：《始得西山宴游记》、《潭记》、《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及《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另有《游黄溪记》等。

　　阅柳宗元这些主要写于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会突出地感觉到其中呈现的大都是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在描写过程中，作者有时采用直接象征手法，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却不为世用而被远弃遐的悲剧命运”，但多数情况下，则是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既重自然景物的真实描，又将主体情感不露痕迹地融注其中，令人于意会中领略作者的情感指向。

　　柳宗元还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的小景物，经过一丝不苟的精心刻画，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即通过文学家的发掘、加工和再创造，将那些罕见的胜境传给世人，以免“贻林涧之愧”。他要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和才情，去“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借以安顿他那悲哀苦闷的灵魂，并从中获得些许凄美的怡悦。

　　三、“山水游记”的两大特点

　　1、不为写山水而写山水，而把自己的悲愤积郁的情感寄托于其中。

　　身世遭遇和环境的压迫，造成心理的变异，长歌当哭，强颜为欢，聊为优游，乐而复悲。郁愤填时，憎山恶水，以山水为“牢”;一人独游时，又与之同病相怜，并借山水之“幽幽”、“”以“处休”、“观妙”。从宣泄悲情到艺术地表现自然，将悲情沉潜于作品之中，形成了柳氏山水游记“凄神寒骨”之美的特色。括地说，柳宗元游记在写境界，描绘自然山水美的时候，具有独具的审美特征，那就是他喜欢写清幽深之景，遭遗被弃之地，怪异特立之物，除恶去秽之事。

　　善于精细形象地写出奇峭幽冷的境界，是柳宗元游记的创造，而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追求则是由他内在的精神世界所决定的，即为他遭贬后孤寂失意心情的深刻反映，是他被冷落后抑郁忧愤心态的曲折外化。柳宗元本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也有杰出的才能，但由于他参加了永贞革新遭致失败，被远贬州，成了一名“人”，从此有才不得施展，有志不得实现，一种被遗弃的失落感严重地困扰着他，这种心情寄之于他的游记就表现为喜欢写被弃不售的美好事物。《潭西小丘记》“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一段，真可说是血泪之词。

　　柳宗元面对巨大的政治挫折，感伤苦闷，也曾乞怜请托过人，但其主流是不动摇、不后退，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止一次地宣称：“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虽万受弃，不更乎其内”，表现出坚持自己心志和操守的不屈性格。在这种精神状态影响下，他在游记中又特别喜欢描绘大自然的奇特美，刻怪异特立的景致。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里从各个侧面对西山的“怪特”作了生动具体的描写后，忽然插入一句：“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显然，这句话别有寓意。柳宗元好写自然山水的“异态”、“怪特”是深有寄托的。

　　柳宗元的游记还喜欢写改变自然界的荒芜面貌，开辟奇美景观的过程。几乎每一篇游记都不厌其烦地提到除去秽，露美显奇之事。如《潭西小丘记》写道：“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其对“粪除”的过程每文必谈，似乎是有深意的。

　　2、观察细腻，体验深切，文笔精细秀美，语言清丽流畅。

　　括地说，柳宗元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几乎能够捕捉住大自然任何美妙动人之处，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又赋予山水景物以活的生命力，并以清新峻洁的语言，恰切生动的比喻，把自然景色细致入微、形神毕肖地再现出来，达到了“文中有画”的境地。

　　柳宗元模山范水，做到了鲜明生动，肖物传神。“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写生动的特点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近代林说：“一小小题目(《小石潭记》)，至于穷形尽相，物无遁情，体物直到精微地步矣。”柳宗元之所以能写山水入神主要是由于他徜徉在永、柳山水之间时，常常精心体察，不仅“能使是物了然于心”，细致地掌握景物的特征，而且“能了然于口与手”，通过文字把景物的精妙之处充分地表现出来。他的游记中，写得最多的是山和水，而各篇所写山和水毫不相同、千姿百态，其间细微差别都表露无遗。柳宗元洞幽烛微地写出自然景观的千差万别，刘熙载说：“柳州记山水”，“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他笔下怪石、草本等等，无不表现出体物精微的特点。比喻和比拟是天才的标志，也是使描写的事物鲜明生动的有力的艺术手段。富有智慧、想象力极其丰富的柳宗元，在他的游记中就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从而大大增强了描绘自然景观形象化的程度。

　　“写情景入化，画家所不到”，这是清人汪基对柳宗元游记的评论。确实，柳宗元的优秀游记作品不仅随物赋形，逼真生动，而且写景出神入化，往往赋予所写的景物以一种神韵，一种活的生命，达到形神兼备、欲活的境地。柳宗元游记的“文中有画”，除上述表现外，还融入作画的某些技法，体现出一定的画理。比如绘画十分讲究经营位置，对所画景物作出精当的组织安排，也就是构图的问题。柳宗元游记在景物的组织安排、布置构局上颇具匠心。在绘画的经营位置上，还有运用画的空白的技法，即所谓不画之画，柳宗元借鉴这种技巧，在他的游记中表现为在用实笔的同时也用虚笔，即不写之写。再如绘画中色彩十分重要，柳宗元游记对景物色彩的描绘非常重视，他不仅视色彩为景物客体的重要特征，而且当作创造意境、表达作者主体感情的有力手段。其他如应物象、形气韵生动等画理，在柳宗元的游记中也有出色体现。

　　四、对“山水游记”的继承发展与影响

　　不少人把北魏郦道元看作是我国游记的开创者，但其《水经注》毕竟是地理著作，对自然山水的描写并不是很完整的，同时着重写山川，而不在记游，所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游记。不过它对后来的游记，包括柳宗元的游记散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代刘熙载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柳宗元的游记在写法、行文、气韵上，和《水经注》十分相似，也就是说，《水经注》中记叙山水的文字，应该说是我国游记的雏形，是柳宗元游记散文的源头。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上承郦道元《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突破性的提高：对山水不是作纯客观的描写，而在描写中贯注了一股浓烈的寂寥意绪，且借对山水的传神写照来表现一种永恒的悲悯情怀。

　　柳宗元的游记，为我国古代游记作出划时代的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人描景物精练细致、生动传神以及富有寓意等特点，和柳宗元的游记有着一脉相承之处。明代袁宏道提倡“独抒性灵”，在游记中融性灵于自然山水之中，移情及景，与柳宗元把自己的主观精神投射到自然景观之中，缘情写景，是有继承关系的，另外，他们在描绘景物的技巧上也有相似之处;徐宏祖的《徐客游记》在描写山水的技艺方面，也表现出对郦道元、柳宗元游记的继承和发展。清代桐城派姚、阳湖派敬等人的创作，都不程度的受到柳宗元游记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均可以明显地看到柳宗元游记影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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